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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我研究传统中国长期经济增长三部曲的后一部作品，前两部一部是关于士大夫的作品《发展还是停滞》，一部是关于海洋的作品《的海事活动和社会经济后果》。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对于其经济史成功和失败的理解，长期以来学术界素有争论，希望本书能对此争论的解惑尽绵薄之力。

●缩写说明

章 引言：问题和新见解

1.1 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

1.2 对理论框架的批判

1.3 研究的领域和理论工具

第二章 经济体制的主要因素

2.1 经济中农业的优势

2.2 私人土地所有权

2.3 自由的农民：农业经济的脊梁

2.4 重农

2.5 集权的

2.6 儒家思想

2.7 评论

第三章 三元结构：起源、冲突和均衡

3.2 结构的起源与发展

3.3 理想的均衡状态

3.4 内平衡

3.5 三元均衡下的生活

3.6 评论

第四章 失衡、灾难和复苏

4.1 失衡：三元危机

4.2 灾难：大范围的武装民变

4.3 的原因

4.4 的主要特征

4.5 的性质

4.6 的成效、成功率、作用和后果

4.7 进一步讨论

4.8 与公元1789年之后的法国比较

第五章 外部压力与冲击：形式的强化

5.1 农业中国：对入侵者持久的诱惑力

5.2 外部压力及其内部化

5.3 外部冲击及其内化

5.4 三元结构的强化

5.5 对个中国之谜的回答

第六章 结论：经济发展中的僵局

6.1 三元结构的超稳定性

6.2 宋朝及其不寻常之处

6.3 总结性评论

附录

附录A 牟利

通过贸易垄断获利

通过参与贸易牟利

附录B 明清价格革命与人口增长

历史上的白银进口

货币供给随时间变化

清朝之前

不伴随马尔萨斯危机的价格革命

附录C 农业技术在中国的传播

作物品种：水稻和小麦的传播

……

邓钢（Kent Gang Deng），经济学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终身院士。曾师从著名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琼斯（Eric L. Jones）教授。先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大学任教。1995年加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系，现为该学院终身正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西方在前现代和早期近代史上的比较，前现代中国的海洋经济史，中国农民的经济角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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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一来，儒家思想就向普通百姓传递了两个截然相反的信——对政权的一致服从和对当权者的造反——这形成了另外一种矛盾。所以大多数学者会忽略掉儒家思想中反叛的一面，因为这和中华文明的总体印象大相径庭。而实际上无论是顺从还是反叛

，儒家思想都是有条件的：若朝廷清明，则百姓当顺从；若朝廷腐败，则百姓当造反。儒家这种双重性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三元均衡的条件性。在这种背景下，正统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一一天意一一实际上就是民意。这种民意会以两种形式表现：在均衡时期表现为百姓要对统治机构支持和顺从；而在动荡时期，表现为要反抗和造反。……

儒家对造反的这种认可尤其重要。第一，它承认了农民的政治经济权利。第二，它维护了儒生参与农民起义的正义性。据记

载，孔子的后人孔鲋就作为陈胜的顾问而参加了起义军来推翻秦朝

（CBW1989：1262）。许多精英不仅加入起义军，还在军中担任要职。缺少了儒家思想的支持，中国农民起义的胜算便大大降低。因此，儒家思想应是中国古代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多种所有制作为传统世界最好的所有权制度，是一种应对土地供应短缺的独创性发明，它在不需要太多新物质资源投入（如新的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创造了一个投资方式，以充分利用中国的高产农业。此外，这亦是一个复杂而灵活的系统，以适应投资者的不同需求。有证据表明，明清之际，由于只适用于土地所有者的政府土地税收和已沿用数个世纪的固定租金安排的“夹心效应”，永久土地所有权越来越不盈利。相比之下，租佃权更加有吸引力，因为转租者享有所有的好处，既不用上缴政府土地税，也不用承担耕种的义务。租佃土地成为“无税田”，它在市场投机往往有更高的需求（李三谋1995：46）。这种情况可以从永久产权（初级租金）和承包产权（二级租金）利润分配比例关系看出，例如在福建，16世纪为0.75（李三谋，1995：46）。相应地，永久产权的市场价格远远低

于在同一块土地租佃产权的价格，正因如此，大土地主越来越趋向于从平民的角度将地划分成更小的地，出售永久性地权，但保留租佃权，以获取作为承租人的经济利益。规模较小的土地主也紧随其后，以便达到逃税的目的。土地所有者往往把自己的土地出售给所谓的“绅士”阶层，因为后者既有政治影响力来保护租户，同时“绅士”阶层享有免缴土地税的特权，激励该阶层购买土地（因此不会受到土地所有权的不利影响）。

事实上，在这种有趣的变化下，投资者（或“寻租者”）的利益得到最大化：（1）转租方获得二次租金，并无须付税；（2）“绅士阶层”囤积土地，并享有初级地租和税收豁免。不管上面究竟有多少层转租代理，农民依旧受到剥削。在整个变化中，受损失最大的就是政府，因为随着免税家庭数量的增加，政府获得的税收也越来越少。土地税的财政损失是导致明清之际政府危机的重要原因。

中华帝国便是建立在同质性上的，这个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儒家思想调节行为的结果。中国的管理效率来源于统治阶层模糊的宏观控制以及底层临时的微观自治的结合。这说明了中国的官僚体制为何可以对社会各层次问题以及需要做出快速反应，同时又不牵扯到朝廷。所以，其高效的秘诀在于制度的灵活性而不在于凝聚力。

现代研究表明，商朝的迁移活动都是出于自愿，与洪水、干旱或是战争等天灾人祸几乎没有关系。事实上，商代的都城选址总是落在有铜矿的地方，这

对青铜制造业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傅筑夫1980第1卷：23-51；杨升南1992）相比之下，周代则只在公元前70年迁都了一次，并且那次迁都是迫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危机。因此，商代的迁移活31动是出于高度商业化和产业化活动以及低度的农业化的经济需求。

第二，对农业的倚重并不单单是一种为了提高生产力而基于技术层面的选择，而是一种结合了经济政治利益、激励与自然禀赋的制度选择；第三，农业占主导地位之确立，并非天生的自然实践，而是不同竞争集团之间长期暴力斗争、制度选择的结果；第四，在东亚大陆跨区域宏观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军事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周秦时期，军事力量作用体现在通过高压政策降低由其他选择所带来的机会成。

书籍介绍

本书的英文原版在“大分流”辩论之前问世，但在价值判断和取向上，其与加州学派有高度的不谋而合之处。本书试图按照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均衡逻辑来解释中国古代内生性经济制度的理性和效率。这种理性和效率无疑一方面奠定了中华帝国得以长久稳定、周期繁荣和不断扩展的制度基础，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中国传统经济向现代其他经济模式过渡的机会成本。一言以蔽之，传统经济制度的成功构成了中国长期经济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这是中华民族为其古代经济成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邓钢教授的《中国传统经济》1999年出版后，受到学界的好评。作者在书中向西方学术界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西方，由于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束缚，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制度领域对世界的贡献鲜为人知，或者被严重误读。西方学界崇尚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世界霸权，认为不可能有比欧洲更合理、更精巧的社会经济制度。本书批驳了这些错误的看法，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其优势在于和平发展。这些看法具有先见性，经过20年的时间考验，证明是是站得住脚的。如今出版中译本，可以帮助中国读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中国的过去。因此，我大力推荐。

——李伯重，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利用传统中国的历史资源重建经济理论，是中外学者的共同使命。本书以中国传统经济活动为主题，与来自中国经验或世界经验的斯密增长、马尔萨斯危机、韦伯伦理、伊懋可陷阱、刘易斯过程、诺斯模型等进行全面的学术对话，系统解读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和成就，在矫正欧洲中心论重建社会理论和经济理论上，进行了富有真知灼见的解释。“邓钢解释”，以身处国际经济史研究最前沿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特殊优势，不仅有益于西方学者正确地把握历史的真相，而且以中文母语为背景的文献熟稔，充分展示了丰富的国际学术信息和重建经济理论的有效途径。

——何 平，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